这两年对国内经济形势，我个人属于偏空的悲观派。我今天在这也解释一下为什么偏悲观。个人的核心观点是，目前我们还处于增速换档期，这个增速换档期的主要特点是从GDP的中高增速向中低轨道的滑行。近十来年看，宏观增速并不乐观，每年的GDP增速都在小幅下行，而且每年都用了很大的代价、想尽办法、竭尽全力地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增速仍然是下降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用心的学者去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现存的一些发展瓶颈问题，我觉得不可能乐观的。

增速换挡期的经济下行压力常态化——从中高速轨道滑向中低甚至低速增长区间

很多关键的经济指标没有给我们乐观的指示，比如我们已经熟知却经常忽略的产能过剩、债务爆棚、基建饱和、养老缺口、国际争端、政策偏差以及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等各项关键宏观经济指标。这些指标早已表明，中国“大干快上” 的时代日渐远去，我们已经“行走在繁荣顶点的右侧”。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未来重点将聚焦于“补短板” 、“填洼地”和“啃硬骨头”…….

就产能过剩来说，不管过去是否真的存在产能过剩，但供给侧改革导致的三、四年工业品价格持续高位的情况正在导致部分产品产量进一步增加。如果考虑今后的出口和投资收缩，产能或产量过剩的压力不久会再次的大面积呈现。

再说债务指标，长期的货币宽松和逆周期调节导致各方面债务激增以至于达到了大危机阀值，这也是我们一直所说的中国的主要灰犀牛之一。无论是地方政府债务还是家庭债务以及企业债务，尤其国有企业的债务，都是激增的，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的债务增长过这么快。虽然至今尚未引爆危机，但是代价昂贵，未来政策的腾挪空间已经严重缩窄。这也就是说，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去杠杆”仍然很要紧，给我们的市场和经济启示就是“易跌难涨”。

就人口来说，2011年至去年年底，劳动力人口已经净减少了4000万人，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2018年末全年出生1523万人，比上年减少了200万人，下降幅度超过10%，人口出生率10.94‰。从2000到2018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从1.26亿增加到2.49亿，人口比重从10.2%上升到17.9%。现在很多人从不重视人口因素的负面影响变得开始重视了，但仍然不研究为什么人口负增长了，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而结婚率和出生率却下来了？简单放开计划生育就好了吗？不会的，需要调整的事情还很多，即便现在采取正确的措施，也要很久才能改观和见效。

越来越大的养老金缺口也是一方面。我们国家在以往数年里过度注重了发展本身，人民福利在与其他国家的超长周期繁荣之后所形成的福利水平相比是有明显差距的。所以养老金缺口方面，中国的问题确实存在，越到后期我们养老金的缺口越是呈现几何数增长。在经济增长乏力的同时，展望远期发现将来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大的财富缺口需要去填补。对此，长期的宏观形势无法保持乐观。这是我们持续发展的一些制约因素。

以上种种，基本决定了未来数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大框架。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感慨，为什么中国采取了如此多的努力之后经济增速还会持续下降呢，原因就在于诸多劳动生产要素指标相继进入了发展阶段的瓶颈期。即便没有中美关系恶化的负面影响，如何让总量超过90万亿的经济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难度的挑战。

新旧动能转换期表现出的强大韧性——未来的潜力和方向

当然我们刚才说的是现实困难和政策约束的一方面，我们发现，有这么多的灰犀牛和黑天鹅，但是中国经济也还没有出现大问题，那就是因为新旧动能转化期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韧性。这股强大的韧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西南与西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

2、广义服务业与生产制造业的此起彼伏

3、网络与数字化对经济结构的显著提升

4、国内投资向国际转移的财富外化潜力——例如，我们的居民在扩大国外投资，国家也在国外搞了些机场、矿山、铁路投资建设等，这也是中国财富在外化的一种表现，所以虽然在国内看起来增长有些乏力，但是在国外的资产是在增加的。中国经济在经济增速下行的过程中，仍然有一些亮点值得安慰，使得我们的经济能够保持整体的稳定。

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新问题是消费增长乏力

今年二季度以来，宏观数据越来越差，悲观宏观派的证据也越来越多。在2018年年底，我说过2019年应该是个令政府很焦虑的年份，消费尤其会不大好。结果你看数据，汽车行业销量连续15%-16%的下降，手机消费也在持续下降。有些数据大超乐观派的预期。

根据乘联会最新发布数据，5月第一周乘用车销量同比下滑24%，批发下滑44%。1-4月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速度收窄，但仍然高达5.8%。

事实证明，汽车和手机行业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或者说只是消费潜力不足的一个先导。

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仅同比增长7.2%，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仅仅5.1%。这是多年以来非常少见的低增速。

经过长期的快速发展，居民的相对收入增速偏低，这可以从数据上得出结论。另一方面，六个钱包在住房方面的过度投入，在居民负债上发生了不利的变化，最终体现在消费增速下行。居民存款速度也在下降，2018年第一次出现居民净存款负增长。资金都流入了房地产，这也是过去没有的现象。

一个不无道理的激进网评说：“看最近的消费数据，感觉市场给出了结果：一张经济规则对中国未来的判书，一张通往“中等收入陷阱”的车票......除了手机和汽车销量的急剧下滑，还有机场客流量、彩票销售额和澳门赌场营业额…….大势难违，凭啥宏观乐观？房地产严重透支后，中国消费拉动的后劲在哪里？经济如何转型升级？消费增速持续下降是对过去发展奇迹的黑色嘲讽，也是中国梦和复兴梦的一个善意提醒。”

外部环境急剧变化带来的新挑战

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我就预期贸易战要开始了。虽然中美如胶似漆地又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但最终还是开始了战斗和对抗。去年年初我说：2018年可能是中美全面对抗的元年，当时还有人说我夸张了，就是说我危言耸听嘛。现在看中美关系恶化，从贸易战开始进入到科技战和金融战等各个方面。这种变化有其历史必然性，贸易战和中美对抗的实质即为道路之争，任何的乐观都是盲目乐观。两国关系在此刻出现恶化，就是所谓的祸不单行。正如我们常说的：熊市不乏利空，牛市不乏利多。外部因素的突然恶化会重塑国际关系格局，同时对我们国家的顶层设计和重大的发展规划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中美博弈重塑国际关系新格局

①“道路自信”不简单：贸易战的实质其实就是道理和模式选择。

②“新型大国关系”遭重挫，既要防范新冷战、又要防备热战。

③“中国制造2025”不再提，技术封锁使得创新驱动面临威胁。

④“经济一体化”在倒退，诸多国际纷争有可能带来经济大萧条。

2、 国际扩张遭遇发展中国家危机

“世界多边体系”正遭到破坏，长期均衡对抗后才会产生新秩序。

“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遭遇经济低迷甚至不少国家已经深陷危机，我们的对外投资需要充分评估风险，努力做到科学决策。

据悉美国国会众议员谢尔曼正在推动《中国债务陷阱法案》，旨在帮助第三国摆脱中国制造的“债务陷阱”。大致内容是：允许借了中国贷款的国家违约，评级机构不能因这些违约行为下调这些国家的信用评级。

3、战略调整适应最大经济体要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立意高远，但必须由内而外地久久为功。

总之，随着两个大国关系的恶化以及国际争端四起，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负面变化。可能是一个新时代，一个历史的分水岭，所以我们需要做好抵御系统风险的准备。逆国际化经常会带来的是经济的萧条化。大家看数据，全世界出口规模、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以及对欧盟出口都在逼近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